以数字化赋能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

　　李建伟 关成华 陈超凡 裴春晨

　　乡村义务教育是中国教育的“神经末梢”。能否办好乡村义务教育，是关系教育公平、教育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重大问题。自上世纪末开始，“支教”作为一种以提供师资援助为核心，以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流动、弥合区域及城乡教育差距为目的的志愿服务形式在我国迅速发展，并在助力教育扶贫、振兴乡村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传统的线下支教模式因时间、空间、成本、信息等限制，在服务的稳定性、规模性、可持续性等方面面临挑战，而数字化则为支教服务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强劲动力。数字技术通过互联网、云平台等打破了支教服务的时空限制，使支教服务在边界、主体、要素、模式和内容等方面均实现了拓展和升级。为加快探索依托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模式，我们对全国开展的“数字支教”项目进行考察分析，并着重调研了河北平山县、涞源县、青龙满族自治县，以及重庆奉节县、巫溪县、城口县的“数字支教”落地学校，发现“数字支教”在弥合城乡师资和课程差距、提升数字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实现教育精准帮扶等方面具有重要潜力。未来，应从夯实政策基础，促进多元主体和要素连接；加强数据治理，提升教学和评价效能；注重因地制宜，提升供需匹配效率；分享共创成果，探索机制化解决路径等方面，着力提升数字支教质量并有序扩大数字支教规模，加快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机制化的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解决路径。

　　一、当前我国乡村教育发展的五大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和政府的政策倾斜和大力支持下，乡村教育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由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及乡村发展的滞后性，乡村教育面临办学规模萎缩、教师队伍质量不高、副科难以开齐开足、数字化转型缓慢、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等一系列挑战，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乡村义务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也影响着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

　　（一）乡村学校“空心化”与“留守”问题并存

　　随着出生人口减少以及城镇化进程加快，乡村学校“空心化”问题日益突出，面临生源不足和学生流失的“双重”困境。从学校数量来看，我国乡村（含乡中心区、村庄）义务教育学校（含教学点）的数量占义务教育学校总数的63%左右，但从学生人数来看，乡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含教学点）的学生数占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21%左右。这说明，尽管在学校数量层面，乡村义务教育规模仍占有很大比重，但学校数和学生数的失衡现状表明，乡村义务教育面临持续萎缩的问题。但同时，我国教育城镇化率已达85%左右，这个比例全球领先。这意味着，教育城镇化率再提升已十分困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注定有15%左右的孩子是难以走进城镇就读的。

　　（二）教师队伍质量不高与副科难以开齐开足

　　总体而言，我国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质量仍不高。一方面，乡村教师队伍的学历水平显著低于城市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教育部数据显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本科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比例为81.02%，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本科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比例为76.01%。另一方面，乡村教师结构性短缺及老龄化问题依然存在。音乐、美术、体育、信息技术、心理健康等学科专任教师缺乏仍是乡村学校的焦点问题。不少学校仍存在语文、数学老师兼任多门副科课程的情况，应对上级检查与实际课程开设“两张课表”的问题仍然突出。同时，乡村教师队伍老龄化问题制约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在我们调研的乡村学校中，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度远远不够，教师们几乎很少运用互联网主动搜集教学资源与更新授课方法，也很少使用信息化教具或搭建数字化学习空间，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与教师队伍老龄化有关。

　　（三）教育信息化设备老旧与利用效率低

　　在国家对教育信息化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推动下，我国教育信息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和历史性突破。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全国中小学（含教学点）的互联网接入率达100%，超过四分之三的学校已实现无线网络覆盖，99.5%的学校拥有多媒体教室；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汇聚基础教育资源4.4万条，成为规模巨大的教育资源中心和公共服务平台。然而，教育信息化建设总体成就的背后却是乡村学校面临的网络不稳定、信息化设备老旧、利用效率低等问题。以多媒体教学一体机为例，调研发现，大部分乡村小学的一体机均是“三通两平台”建设时期所配置的，使用至今已有10余年，一体机屏幕小、设备老旧、使用卡顿，严重影响教学效果。同时，尽管一些学校也获得了计算机、平板电脑、在线学习资源等外部捐赠，但基本长期处于闲置状态，且对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等数字化学习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很低。

　　（四）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

　　目前，我国“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在全部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的比例达28.29%，超过九成的农村留守儿童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照顾。在我们调研的两省六县的乡村学校中，留守儿童的平均占比更是高达55%左右。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缺乏家庭教育而导致的心理健康问题较为突出。在调研中，我们着重考察了留守儿童的课堂、课后表现，并就学校和社会对留守儿童的支持与关爱举措进行座谈。调研发现，约有三分之一的留守儿童自我认同感差，在课堂上表现出自卑、情绪低落或异常躁动等行为，而在同辈交往中则表现出孤僻、不合群等特征。而在乡村学校，普遍没有心理健康方面的专业化师资和课程，缺乏对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有效干预，导致部分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愈演愈烈。

　　（五）供需不匹配影响教育帮扶项目成效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各类教育资源和项目涌入贫困县及其所辖的乡村学校。但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由于优质教育资源有限，很多乡村学校并未获得或实质性地获得外部支持和援助。在我们所调研的20余所乡村小学中，仅有1所曾获得过相关基金会和企业的帮扶。另一方面，以往的教育帮扶项目存在供需不匹配问题。例如，重庆奉节县整体引入重庆八中的“双师课堂”项目，但由于乡村学校学生基础薄弱，学生基本跟不上教师的讲授进度，难以接受和消化相关知识，导致优质教育资源的引入并不能真正提升乡村教育发展水平。同时，尽管调研学校或多或少都接受过线下支教服务，但线下支教志愿者缺乏标准化培训，也不了解所支教学校的教学实际，课程设计较为随意且服务周期较短。加之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例如河北青龙满族自治县，有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特殊性，传统支教服务不能很好地考虑民族文化差异，因此不能精准匹配当地学校的教育需求。

　　二、“数字支教”在破解乡村教育难题方面的实践与成效

　　针对制约乡村义务教育发展的问题与难题，以腾讯为代表的国内数字经济龙头企业，依托其在数字技术、产品和社会网络方面的优势，创建了“数字支教实验室”，以“双师课堂”为主要实践形式，通过构建全要素、全流程、包容性的数字支教体系，助力乡村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其中，腾讯的“数字支教”项目已在全国25省（区、市）落地，为2000余所乡村小学提供了“数字支教”课堂。我们调研了河北平山县、涞源县、青龙满族自治县，以及重庆奉节县、巫溪县、城口县的“数字支教”落地学校，发现“数字支教”项目在破解乡村教育难题方面已取得多方面的良好成效。

　　一是针对乡村学校空心化问题，坚持服务最边缘受教育群体。通过与腾讯“数字支教”团队座谈交流，我们了解到，在城镇化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数字支教”项目能够扎根乡村学校，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致力于服务义务教育体系中最边缘的群体。这部分群体在义务教育学生总数中的占比只有10%—15%，但总规模仍然很大，分散在乡村空心学校、小规模学校，普遍存在教学硬件短缺、师资不足、课程设置不完整等问题。我们在河北、重庆两地的乡村学校调研时发现，由于人口变迁和流动，多所最高峰时拥有近千名学生的学校，现在仅有不到10名的学生，且入学新生人数仍在持续减少。在腾讯的帮助下，这些学校引入了“双师课堂”，解决了学校教学硬件短缺、师资不足、课程设置不完整等问题，给师生们带去了优质的数字课堂。

　　二是瞄准师资和课程问题，通过开设系列副科课程补齐短板。目前，乡村学校“主科”教师队伍数量及素质在不断提高，但副科专任教师队伍和课程建设仍然进展缓慢。我们所调研的乡村学校也普遍面临副科专任教师匮乏而导致课程难以开齐开足的问题。针对这一难题，“数字支教”项目以“五育并举”为理念搭建课程体系，着力打造副科“双师课堂”，为乡村学校开齐课表内的非学科课程，补齐美术、书法、音乐、体育、信息科技、科学等课程短板。针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数字支教”还专门设计了心理健康课程——“健康与幸福课”，通过课程的形式寓教于乐，潜移默化地培养孩子们的自我认知与认同，帮助他们塑造良好的心理状态。当地教师也能在线上教师的授课中学习心理教育的主要方法，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留守儿童的心理建设。一些特色课程，如职业启蒙课、艺术鉴赏课、阅读表达课，帮助乡村孩子拓展了眼界，陶冶了情操，增进了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

　　三是帮助乡村学校更新和补充教育信息化设备并提升数字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数字支教”团队对乡村学校存在设备老化、无法正常使用的多媒体设备等进行了替换和更新，特别是捐赠了一批超大屏的教学一体机，极大提升了教学体验。为顺利开展“双师课堂”教学，腾讯为项目落地校购置安装了摄像头、收录音设备等，以便线上教师能和线下师生更好地交流互动。在课程设计中，开设课程的基础内容广泛取自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经二次研发形成在线教学资源库，提供给当地学校和教师。

　　四是通过“适村化”探索提升教育帮扶精准性。“适村化”是课程内容、志愿者教学、数字化技术、平台运行机制和乡村教育场景适配的状态，教学方法符合乡村学校认知水平、教学内容符合当地文化背景、课程和学习资源符合当地学校需求。“数字支教”项目在“适村化”探索方面形成了有益经验，通过“双师”的课前沟通和共创、课中组织和观察以及课后复盘和反馈，使授课内容和方式更加契合当地学生的需求。在这一“共创”过程中，乡村教师的知识体系、认知水平得到了更新和发展，志愿者的“因地施教”“因材施教”能力也得到了提升，形成了良性循环。

　　三、以数字化赋能促进乡村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

　　“数字支教”模式对于促进传统支教服务转型升级、以数字化赋能乡村义务教育发展以及依托数字技术打造可持续的教育帮扶模式均有重要意义，下一步可着力提升数字支教质量，有序扩大数字支教规模，更好发挥其在助力乡村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夯实政策基础，促进多元主体和要素连接

　　解决乡村教育难题，需要激发多元主体力量，通过跨界协作来整合社会资源，创新乡村教育发展模式。政府部门应着力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夯实跨界合作的政策基础，以制度化的形式鼓励支持多元主体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探索适应乡村学校的数字化教育教学模式，补齐乡村义务教育发展的短板。应鼓励数字科技企业依托其核心技术及产品，参与到乡村教育事业发展中并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牵头或指导下，以企业为建设主体，积极构建数字化、集成化的支教平台，把传统支教模式下相互割裂的各种要素和资源加以系统化，有效串联政府部门、高校、公益组织、企业、落地学校等多元主体以及志愿者、学生、教师、教材、课程、数据、技术、资金、制度等多种教育要素，以实现不同主体和要素之间的高效率、精准匹配。

　　（二）加强数据治理，提升教学和评价效能

　　数据要素与传统教育要素的融合，极大提升了支教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使支教服务更加高效化和透明化，有助于实现个性化培养和规模化教学的统一。应积极探索利用好“数字支教”相关项目所沉淀的大数据，通过完善数据治理的底层架构、技术体系和标准，建立安全可靠的数据管理和服务体系，在符合法律法规、科技伦理的基础上开放给利益相关者。应充分利用学习者分析大数据，为帮扶地区的教育部门、支教组织、志愿者等了解和掌握学习者的背景、能力等情况提供参考，设计契合学生需求和能力的课程体系、教学设计和方法，推动因材施教。利用志愿者数据，为不同组织招募和遴选志愿者、相关方及时跟进支教服务的进度和分析服务质量提供参考，还可基于志愿者的支教画像，探索数字化志愿服务积分模式，激励志愿者成长和进步。利用学情分析数据，为课堂教学评价及支教服务的效果评价提供数据支持。

　　（三）注重因地制宜，提升供需匹配效率

　　要充分尊重和考虑不同地区乡村教育的发展特点、文化差异，提高支教服务的效率，充分践行数字普惠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应因地制宜地提供数字支教服务，探索将支教服务的各个环节和课程要素与乡村教育适配的实践方式，针对不同乡村学校的特点提供个性化服务，实现供需精准匹配。教学和课程设计需要考虑教学方法符合乡村学校的认知水平、教学内容符合当地文化背景、课程和学习资源符合当地学校需求；教学平台设计需要针对乡村学校的软硬件条件设计“接地气”的适配技术架构，确保乡村学校和教师“学得会、用得好”。优化项目管理，建立供给端志愿者和需求端师生紧密的连接、互动和反馈机制，通过“双师”课前沟通和共创、课中组织和观察以及课后复盘和反馈，使授课内容和方式更加契合当地学生的需求。要设计动态优化机制，根据国家和地方教育新政策、新理念、新需求以及关于学习者的能力分析、学情数据等进行调整和优化，积极创设平台和机会，加强支教服务供给侧和需求侧各主体之间、区域和校际最佳实践的分享和交流。

　　（四）分享共创成果，探索机制化解决路径

　　“数字支教”是系统化的师资和课程服务，应搭建使所有利益相关方可以互学互鉴、各取所需、共享成果的合作模式，确保各方的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维持教育帮扶项目的健康、可持续运行。要确保各方主体认可相同的价值目标，通过数字化为乡村教育发展赋能，给予乡村儿童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吸纳更多具有相同价值理念的主体加入，实现规模效应，增强支教模式的可持续性，使多元主体贡献更大的社会价值。要实现知识、技术和理念的共享，助力各方主体在实践中革新技术、改进方法、提升效率，产生目标收益之外的外部性收益。通过支教志愿者的帮、传、带，更新乡村教师的知识结构、提升他们的教学水平和信息素养，改善乡村学校的教学力量，使更多学生受益。利用数字技术更新公益组织原有的服务理念和模式，打破路径依赖、拓展服务边界、提升服务效率。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新平台和新范式，促使企业重新从社会维度出发思考数字时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积极开展“数字支教—双师课堂”教学模式改革试点工作，紧密跟踪和评估现有数字支教相关项目的实施效果，建立和完善包含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在内的项目执行反馈、评估机制，对数字支教项目的成本收益、实施效果、推广复制可行性等进行科学评估。加快拓展数字支教规模，辐射更多中西部落后地区的乡村学校和教学点。

　　（作者单位：李建伟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关成华、陈超凡、裴春晨系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